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其根源错综复杂，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政治、经济、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危机长期积累并最终总爆发的结果。

经济体制的僵化与失败

这是最根本的内因，苏联奉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模式） 在工业化初期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到了后期，其弊端暴露无遗，这种体制扼杀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排斥市场竞争，导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畸形发达，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落后,商品短缺成为常态。

70年代后，苏联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陷入“停滞时期”，科技进步与产业革新远远落后于西方，除了军事领域外，整体技术水平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的石油价格下跌更是沉重打击了严重依赖能源出口换取外汇的苏联经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加速发展战略”）未能触及体制核心，反而加剧了混乱，最终经济濒临崩溃，动摇了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人民对体制的信心丧失殆尽。

政治集权与合法性危机

苏联的政治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一党制，苏共垄断了所有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长期的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和脱离群众，使得苏共的执政合法性不断流失，领导人高龄化、思想保守（如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凝滞。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试图通过“公开性”（Glasnost）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政策来重塑社会主义，为改革扫清障碍。“公开性”放开了舆论管制，导致长期被压抑的对历史（如大清洗、卡廷事件）和现实的不满情绪如洪水般宣泄出来，彻底解构了苏共的传统意识形态权威，而“民主化”引入了选举竞争，动摇了党的权力根基，反而使各种反中央、反联盟的力量得以走向政治前台。

深刻的民族矛盾

苏联是一个由上百个民族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但其联邦制形式大于实质，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高度集中于莫斯科中央，俄罗斯族的主导地位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长期存在,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积怨已深。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放松中央控制的同时，也为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和环境，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率先发难，要求独立，随后高加索、乌克兰等地也掀起了独立浪潮,中央权威的衰落使得戈尔巴乔夫政府无力阻止这股席卷全国的分离主义海啸。

外部压力与冷战拖累

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和军备竞赛，特别是里根政府时期推行的“星球大战”计划，极大地消耗了苏联的国力，为了维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苏联将无法承受的资源持续投入到军事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的困难。

东欧卫星国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明显，戈尔巴乔夫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允许多国自主决定内政，间接导致了1989年东欧剧变，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不仅使苏联失去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带,也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内部的分裂力量。

关键人物的作用与“8·19事件”

领导人的决策在关键时刻加速了进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是挽救联盟，但其政策的矛盾性和摇摆性（既想改革又不想放弃社会主义核心）反而加速了局势的失控，而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野心勃勃，利用民众对中央的不满，不断挑战联盟中央权威,成为了推动解体的关键人物。

1991年8月19日，保守派发动政变试图挽救联盟，但仅三天便告失败，这场失败的政变反而极大地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仅存的权威，权力迅速向各共和国（尤其是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转移，同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落,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苏联的解体是其内在体制矛盾长期无法解决的必然产物，僵化的经济模式无法满足人民需求，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丧失了革新能力，压抑的民族问题在松动后彻底爆发，而外部冷战的巨大压力和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则共同构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根稻草。